殖民与独裁

唐宋民

本人不会歌颂殖民统治,但更不会歌颂专制独裁。

殖民统治当然不好,谁都想自己当家做主。按人天性,每个人都想“自己说了算”,即使是个孩子,只要生活在自由环境,一定也会这么想。原始社会,成人间没有任何人可以替别人做主,或者说没有任何人可以统治别人,每个人都享受着天赋自由、平等的权力。

中国人民曾奋起反抗日本侵略,那是为了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但如果尊重事实,又不能不承认,有些文明的殖民统治确实给某些地区带来了文明进步;换而言之,这个星球上有些地区,如果不是曾经有过相对文明的殖民统治,一定比现在野蛮落后得多,香港,就是典型例子。如果你连这些铁的事实都不承认,我也没办法。

这则短文当然不是要系统研究“殖民”和“独裁”的好坏,只是在读一篇文章时对其中一段话很感兴趣,想就这段话谈点感受。

有位署名荀路的作者发表了一篇谈美国焚烧国旗是否合法的文章,其中有下面一段话:

 “出生于1697年的约翰·彼得·曾格,是北美大陆最早的出版商之一。1733年,他创办了《纽约周刊》,经常刊载一些指责英国殖民统治的反映北美人民心声的文章,因而被英国驻当地的政府怀恨在心。同年11月,英国殖民当局终于找到了一个收拾曾格的机会,他们在《纽约周刊》上曾格发表的抨击英国殖民政府总督腐败无能的报道上大做文章,说曾格的报道严重失实,包含着煽动殖民地民众叛乱的祸心,伤害了英国总督的威信,造成了很坏的负能量影响。1734年,英国当局以诽谤罪向当地法院控诉曾格。”

 官司的结果,曾格胜诉,这里不说。只说当时的英国殖民统治者为什么要那么大费周折才能惩罚一个让自己“怀恨在心”的出版商:直接抓起来不就完了嘛,干吗还要向当地法院控诉,多麻烦。即使近三百年后,一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对即使享受着“一国两制”的自由港的出版商不仍然是这么干的吗?——不就一个出版商嘛,有什么了不起,整个地区都是我们殖民政府代为统治,你一出版商也敢在刊物上指责我们,你眼里还有这个殖民政府吗?现在想想,当时英国殖民者肯定一肚子委屈:我们给你们带来文明,带来进步,让你们和我们一样享受人类更高的文明,享受应有的自由,你倒好,反而在刊物上指责我们,真是太不像话!

诸位,那是18世纪30年代初,眼看就快300年了啊!当时的“我大清”还是遍地草民,遍地奴隶,朝廷上也是“奴才”声声,就像鲁迅所讲,很多中国人还在想着自己的这个奴隶位置是否做稳了呢。近300年前,中国当然还没有美国独立前还是英国殖民地的那种出版商,但一定有刻版印刷者;我不相信,整个“大清”读物,全是官家出版。可那些民间刻版印刷者有胆量在书稿中指责满清政府吗?不可能。你借十个胆给他也不敢。一首诗词中哪怕只有个别犯忌的文字,脑袋都有可能搬家,他怎么敢去指责满清王朝?

所以我在想,同样是异族,虽是殖民,被殖民者也肯定要失去一些天赋权力,可在近300年前,就在被殖民的土地上允许民间创办刊物,可以说,当时英国殖民的北美大陆就是比满清统治更文明进步,甚至比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统治的中国大陆都要进步。

试想,假设英国殖民统治者不许民间办刊物,你还能在刊物上指责他们吗?就算你有勇气想,有勇气写,有勇气拿去发表,也得有个载体啊。一如七年前跳楼自杀的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主编徐怀谦遗言:“我的苦是敢想不敢说,敢说不敢写,敢写无处发。”

可见,不管殖民也好,还是所谓“有尊严”的国家主权也罢,只有当一个社会给人民以自由,包括出版自由,那么,办刊者才有可能生出批评或“指责”政府的勇气,也才可能让批评乃至指责统治者成为现实。哈耶克认为:“自由是道德产生的源泉和条件,没有自由的国度,注定不可能产生道德。”而富兰克林也说过: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

说到这儿,忽发奇想,当时如果把满清臣民送到英国殖民的北美大陆,敢说这些人也一定喜欢那块被殖民的地方,而未必还想回到大清国,除非其大脑与常人有异。因为中国人也是人,与其说中国人也会喜欢被殖民的北美大陆,不如说中国人同样喜欢自由民主,喜欢更高的文明。文化老人周有光去世前早就在谈话以及出版的著作中强调:“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

其实在晚清,就有实实在在睁眼看世界之人,像晚清名臣徐继畲、郭松焘就是最好的例子。当时的北美虽然已经不再是英国殖民地,但是其政治、法律还是继承了英国殖民通知时期建立的文明。

徐继畲虽“未历西土”,更没像郭松焘那样出国做过大使,但由于多在沿海省份做高官,常与西方洋人打交道,用清史文载中的话,“务博览,通时事。在闽、粤久,熟外情”。

史载,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春,徐继畲和美国新教传教士雅裨理在厦门进行了历史性对话,中国人始知西方现代民主政治思想和制度,始知通过选票取得合法性、创古今未有之局的美国共和政体。

徐继畲又广泛接触西方来华人士,对自己国家的专制制度的合法性和永恒性深表怀疑,五年数十易稿,终于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出版了《瀛环志略》。在这本堪称划时代的著作中,“徐继畲率先突破根深柢固的天朝意识和华夷观念,将中国定位于世界的一隅,引进了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价值体系,纪录了当时世界以民主政体为主导的各国各类政体,宣扬西方民主制度和理念。对通过选民的选票取得合法性的各国民主制度推崇备至,在黑暗的东方专制大国点燃了幽微的民主烛光”。

徐继畲在170多年前就对美国对华盛顿尤其推崇,盛赞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的丰功伟绩及其创立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创举:

 “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即美利坚)合众国之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再说郭松焘。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大使,也是我国睁眼看世界的另一位代表人物。

郭嵩焘出使前,对外部世界并没多少了解,认为英国之强,不过船坚炮利而已;在社会文明方面根本无法与中国相比。然而,到英国不久即叹曰:“徐先生未历西土,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识远谋加人一等者乎?”

可当他根据朝廷要求,将其从上海到伦敦的赴任过程(横贯半个地球,长达51天),逐日记录的所见所闻,以《使西纪程》的形式报送总理衙门,却引起轩然大波,遭到守旧派的口诛笔伐,结果是朝廷下令销毁了《使西纪程》的印版。

这让郭嵩焘有些心灰意冷。但他仍将其见闻以及思想观点记在他的日记中,于是给华夏留下不可多得的《郭嵩焘日记》。现不妨摘录一条:

(1877)十一月十八日,他记下了对英国政制的印象:“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parliament)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mayor,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能辨此者鲜矣。”(以上有关徐继畲、郭松焘文字,参考“360百科”及安立志《徐继畬、郭嵩焘才是真正睁眼看世界的晚清名臣》)

啰嗦一通,按说也该谈几句专制独裁,可感觉好像又没这个必要。因为人类史告诉人们,只要是在独裁统治下,这些在某些殖民地区有的自由和法治,都不可能存在。既如此,殖民与独裁,哪个更坏,也就不言而喻。

当然,如果殖民你的同样是一个独裁政权,那么,它绝不比不殖民而独裁的政权好,这是肯定的。天下所有独裁统治,本质都一样,最多不过是所玩的花样有所不同而已。前段时间,美国斯伯丁将军在接受采访中所言不无道理:美国面对的是一个“苏联共产主义和德国纳粹”在意识形态和经济上的杂交体。

2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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